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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倾销”便是美方对中国常见的指责之一，钢材则是其中的重要项目。就在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最终裁定，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获得补贴，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
与此同时，美国也对其他一些经济体发起钢材“倾销”调查，其他经济体也在对中国发起相应的调查，全球钢铁产业风起云涌。
中国钢铁产能是否过剩？钢铁产能如何配置？行业如何升级？这些问题都需要置于全球视角下审视。】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经济仍然处于快速的扩展中。目前中国的钢材消费强度名列世界前茅。满足钢材需求对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十分重要。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化频繁，使得准确预测中长期的钢材需求变得十分困难。在本世纪初，根本无人能想象中国的钢产量和钢材需求会达到目前的水平。为充分满足不断变化中的钢材需求量，中国保持一定的富余产能是必要的。
中国钢铁产能到底有多少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方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希望主要依靠消费和出口来拉动经济，但很快发现经济无法实现预定的增长率而重新加大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这些投资带动了钢材需求，推动了中国的钢材价格在2016年到达十年内的最高点。
讨论中国钢铁产能配置是无法回避中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5年和2016年的粗钢产量分别为8.03亿吨和8.07亿吨。而分析中国钢铁行业各种原料使用量和各工序金属收得率显示，2015年和2016年中国合乎逻辑的产量应分别为9.48亿吨和9.68亿吨。
其实有关方面对实际钢产量有意或无意的瞒报或漏报早已不是新闻。当年曾有一位冶金部的前副部长通过媒体指出仅河北一省瞒漏报的钢产量就高达5000万吨。
另外，官方公布的2016年的中国钢材产量是11.39亿吨。而这个钢材产量与该年的官方统计钢产量之间的差距之大并不是重复统计之类的原因能解释的。如果2015年中国的钢铁产能是12亿吨，中国当年的实际钢铁产能利用率已达79%。尽管这一数值不尽理想，但已明显高于世界钢铁协会的其它65个成员同期71%的平均产能利用率。
中国的经济在上世纪是以钢为纲的。第一次在中国舆论上公开讨论钢铁产能的过剩问题是在本世纪初，其时中国的钢年产量还未达1.5亿吨。而过去两年官方有关钢产量的数据都在8亿吨以上。现在看来那种提法是缺乏深思熟虑和严谨分析的。
对中国钢铁增产趋势的误判，不仅发生在中国，同样也发生在中国最大的进口铁矿石来源国澳大利亚。在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外交外贸部曾资助过一项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导、相关铁矿业公司参与的，关于中国未来钢产量和进口铁矿石需求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将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达到年钢产量的峰值1.5亿吨。
这个结论不仅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有关决策，也使澳大利亚的两大铁矿巨头在做出扩产决定时变得更为谨慎。延迟做出增加铁矿石供应量的决定导致后来铁矿石市场供给侧产生巨大缺口和价格飙升。一方面这使来自其它地区的铁矿石乘机抢占了澳大利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铁矿石价格飙升也使中国钢企损失惨重，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具有能与美国比肩潜力的世界大国，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速度和达到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研究中国经济和钢铁业发展的难点在于，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中无法为中国找到一个合适的参照系。
关键是弄清哪里过剩了
过剩是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一方面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希望在经济发展中注入更多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对过剩这一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忧心忡忡。
中国钢铁业过剩产能问题受重视的程度，是与行业中缺乏竞争力的产能的业绩成反比的。这些产能往往存在于国企中，特别是地方国企。按所有权中国的钢铁企业可分为三类：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2016年他们在中国钢产量中的占比分别是12%，26%和62%。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央企一直占据中国高端钢材研发和市场的领导地位。而民企则是钢铁业中产量上升最快，对市场需求反应最迅速的一类。他们的产量在中国钢产量中的比重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低于30%上升到目前的水平。
钢铁业中的地方国企由于地域和体制所限，在大众化产品的成本上拼不过民企，在高端细分市场中则因研发投入不足和后发的市场劣势难与央企相抗衡。根据对中国2015年盈利最多十五家钢企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吨钢利润分别为102元，41元和62元。在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方国企中存在着1.6亿吨到1.85亿吨的高成本钢铁产能。设法降低这些产能的生产成本是中国钢铁业必须直面的一个挑战。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在加速。作为一个传统行业中国钢铁业仍然留存了很多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时代的历史痕迹。1978年开始建设的宝山钢铁是中国大型钢厂的地理布局由靠近内陆原燃料产地向沿海临港转变的一个标志。目前中国的优质产能都集于之后建设的大型临港型钢厂。2015年中国这样的优质产能大约只占了总产能的9%。
钢企搬迁的机遇
根据中债资信对中国24家上市钢厂2015年报表的分析，中国东部钢厂的吨钢原燃料成本因物流成本的差异而分别比中部钢厂和西部钢厂低117元和264元。而中国钢厂目前的吨钢平均利润还不到50元。这些中西部的内陆钢厂或不得不为来自沿海港口的进口铁矿石支付额外的物流费用，或使用品位低埋藏深处理成本高的国产铁矿石，或因两者皆有之而导致缺乏竞争力和经常亏损。
通过搬迁具地缘劣势的内陆钢铁企业到沿海合适的地点，实施改造性重建，将可以显著降低这些钢厂的原料物流成本，改善它们的赢利前景，提升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
然而为这种跨省产能转移需要有创新的制度安排和必要的资金来加以保障。目前的产能减控政策和国有钢厂的属地化管理都会对这种产能转移起阻滞作用。
【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倾销”便是美方对中国常见的指责之一，钢材则是其中的重要项目。就在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最终裁定，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获得补贴，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
与此同时，美国也对其他一些经济体发起钢材“倾销”调查，其他经济体也在对中国发起相应的调查，全球钢铁产业风起云涌。
中国钢铁产能是否过剩？钢铁产能如何配置？行业如何升级？这些问题都需要置于全球视角下审视。】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经济仍然处于快速的扩展中。目前中国的钢材消费强度名列世界前茅。满足钢材需求对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十分重要。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化频繁，使得准确预测中长期的钢材需求变得十分困难。在本世纪初，根本无人能想象中国的钢产量和钢材需求会达到目前的水平。为充分满足不断变化中的钢材需求量，中国保持一定的富余产能是必要的。
中国钢铁产能到底有多少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方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希望主要依靠消费和出口来拉动经济，但很快发现经济无法实现预定的增长率而重新加大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这些投资带动了钢材需求，推动了中国的钢材价格在2016年到达十年内的最高点。
讨论中国钢铁产能配置是无法回避中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5年和2016年的粗钢产量分别为8.03亿吨和8.07亿吨。而分析中国钢铁行业各种原料使用量和各工序金属收得率显示，2015年和2016年中国合乎逻辑的产量应分别为9.48亿吨和9.68亿吨。
其实有关方面对实际钢产量有意或无意的瞒报或漏报早已不是新闻。当年曾有一位冶金部的前副部长通过媒体指出仅河北一省瞒漏报的钢产量就高达5000万吨。
另外，官方公布的2016年的中国钢材产量是11.39亿吨。而这个钢材产量与该年的官方统计钢产量之间的差距之大并不是重复统计之类的原因能解释的。如果2015年中国的钢铁产能是12亿吨，中国当年的实际钢铁产能利用率已达79%。尽管这一数值不尽理想，但已明显高于世界钢铁协会的其它65个成员同期71%的平均产能利用率。
中国的经济在上世纪是以钢为纲的。第一次在中国舆论上公开讨论钢铁产能的过剩问题是在本世纪初，其时中国的钢年产量还未达1.5亿吨。而过去两年官方有关钢产量的数据都在8亿吨以上。现在看来那种提法是缺乏深思熟虑和严谨分析的。
对中国钢铁增产趋势的误判，不仅发生在中国，同样也发生在中国最大的进口铁矿石来源国澳大利亚。在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外交外贸部曾资助过一项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导、相关铁矿业公司参与的，关于中国未来钢产量和进口铁矿石需求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将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达到年钢产量的峰值1.5亿吨。
这个结论不仅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有关决策，也使澳大利亚的两大铁矿巨头在做出扩产决定时变得更为谨慎。延迟做出增加铁矿石供应量的决定导致后来铁矿石市场供给侧产生巨大缺口和价格飙升。一方面这使来自其它地区的铁矿石乘机抢占了澳大利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铁矿石价格飙升也使中国钢企损失惨重，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具有能与美国比肩潜力的世界大国，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速度和达到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研究中国经济和钢铁业发展的难点在于，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中无法为中国找到一个合适的参照系。
关键是弄清哪里过剩了
过剩是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一方面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希望在经济发展中注入更多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对过剩这一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忧心忡忡。
中国钢铁业过剩产能问题受重视的程度，是与行业中缺乏竞争力的产能的业绩成反比的。这些产能往往存在于国企中，特别是地方国企。按所有权中国的钢铁企业可分为三类：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2016年他们在中国钢产量中的占比分别是12%，26%和62%。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央企一直占据中国高端钢材研发和市场的领导地位。而民企则是钢铁业中产量上升最快，对市场需求反应最迅速的一类。他们的产量在中国钢产量中的比重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低于30%上升到目前的水平。
钢铁业中的地方国企由于地域和体制所限，在大众化产品的成本上拼不过民企，在高端细分市场中则因研发投入不足和后发的市场劣势难与央企相抗衡。根据对中国2015年盈利最多十五家钢企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吨钢利润分别为102元，41元和62元。在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方国企中存在着1.6亿吨到1.85亿吨的高成本钢铁产能。设法降低这些产能的生产成本是中国钢铁业必须直面的一个挑战。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在加速。作为一个传统行业中国钢铁业仍然留存了很多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时代的历史痕迹。1978年开始建设的宝山钢铁是中国大型钢厂的地理布局由靠近内陆原燃料产地向沿海临港转变的一个标志。目前中国的优质产能都集于之后建设的大型临港型钢厂。2015年中国这样的优质产能大约只占了总产能的9%。
钢企搬迁的机遇
根据中债资信对中国24家上市钢厂2015年报表的分析，中国东部钢厂的吨钢原燃料成本因物流成本的差异而分别比中部钢厂和西部钢厂低117元和264元。而中国钢厂目前的吨钢平均利润还不到50元。这些中西部的内陆钢厂或不得不为来自沿海港口的进口铁矿石支付额外的物流费用，或使用品位低埋藏深处理成本高的国产铁矿石，或因两者皆有之而导致缺乏竞争力和经常亏损。
通过搬迁具地缘劣势的内陆钢铁企业到沿海合适的地点，实施改造性重建，将可以显著降低这些钢厂的原料物流成本，改善它们的赢利前景，提升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
然而为这种跨省产能转移需要有创新的制度安排和必要的资金来加以保障。目前的产能减控政策和国有钢厂的属地化管理都会对这种产能转移起阻滞作用。
中国的钢铁产能转移不仅有从西往东还有由北向南的挑战。在中国沿海的三大经济带中，钢材的供需均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位于北方的环渤海经济带地区已呈严重的供过于求，位于南方的珠三角经济带地区则要靠输入钢材来满足当地的大部分需求。为降低钢材的市场到达成本，应将部分现位于环渤海经济带地区的产能移往珠三角经济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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